在大部的台灣人心中，羅大佑是華語流行音樂的教父無庸置疑。 他寫情歌，也把都市化、身分認同和政治寫進歌裡。〈鹿港小鎮〉讓人想問，為什麼年輕人得離開家鄉才找得到出路？〈亞細亞的孤兒〉則把難以言說的身分處境唱了出來。有些作品在當年，當權者聽了大概也不會想按重播。

羅大佑日前在廣播節目裡批評執政黨，也談到省籍與歷史。 對時局的批判、對歷史事件的詮釋，都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。 有歧見，就把史料和各自的經驗拿出來談。怕表態後被貼標籤，甚至和朋友鬧翻，這種壓力值得正視。 但若主張有人只因批評政府就遭司法追究，就該提出具體事例。 朋友的已讀不回，跟國家寄來傳票，分量差得很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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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尤其反對他拿蔡英文、蕭美琴等女性政治人物的私人婚育來評價她們。 要談少子化，該探究世代價值是否改變? 也該問托育名額夠不夠? 年輕家庭的負擔有沒有減輕? 甚至是否還有其他因素? 試想，一位未婚男性提出住宅政策，我們會先問他有沒有小孩嗎？評價政治人物，請翻施政紀錄。 戶口名簿可以收起來了。

我也反對把需要藝文補助說成「沒有料」。 補助分得公不公平，要看評審制度。創作者有沒有才華，要看作品。 政府應公開評審標準，讓人檢驗有無利益衝突或政治偏袒。至於創作者，錄音室按小時計費，老闆通常不會聽完試唱就感動得撕掉帳單。有人家裡能幫忙，有人白天上班、晚上寫歌。一筆補助，可能決定他能不能做完第一張專輯。

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Michael Sandel 在《The Tyranny of Merit》提醒我們，成功的人容易記得自己有多努力，卻忘了家庭支持、試錯的餘裕，以及在關鍵時刻有給自己機會的人。 肯承認自己的成就也有機運，才更能體會那些同樣有才華、卻缺少機運的人。 羅大佑有過人的才華，有相對優渥的成長條件，也是Sandel教授這本書的目標讀者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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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大佑有權選擇和誰往來。 但如果大家交朋友都先問支持哪一黨，以後聚餐恐怕得先做民調，再決定訂幾桌。 民主生活的一部分，就是接受同一個國家的國民，會對歷史、政策和未來有不同的看法。

蔡康永在王偉忠的節目裡示範了一種做法。 蔡康永提到選舉時到另一邊看看，聽聽為什麼那麼多人支持對方，也問問自己，對方說的有沒有哪一點是我也相信的。 聽完可能改變一點想法，也可能更放心地支持原來的人。 走進別人的場子，選票又不會在門口被收走。「給對方一點機會，也給自己一點機會。」

選舉過後，我們還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，對彼此有責任。 即使投給不同的人，我們仍要守護彼此說話的自由，也要在對方遇到困難時願意搭把手。 競選看板可以拆，彼此守護的精神要留下來。

我和很多人一樣，聽過許多羅大佑的歌，也去過好幾場他的演唱會。他的歌詞有深度，對時代的觀察也一直令我敬重。 但我強烈不認同他拒絕和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對話、對女性政治人物的私人婚育說三道四，也反對他把需要補助等同於才華不足。用自己的條件衡量別人的人生，在我看來，就是缺乏同理心的菁英傲慢。

雖然此次我不認同羅大佑的部分發言，但我以後還是會聽他的歌。 只要我們依然堅持民主，也願意為這塊土地的永續發展努力，那麼即使意見相左時，就值得繼續聽彼此把話說完。 羅大佑依然是我心中華語樂壇的 Bob Dylan。 他的作品，依然是值得世代傳唱的文化瑰寶。

作者：陳柏同，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執行長。